记者来到大庆油田这一天,正赶上寒潮来临的第一天,室外气温零下15度。
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第二作业区经理 张向东:当时开采初期油多水少,到了目前油少水多,每采出100吨液量当中有96吨是水,4吨是油,相当于在水中捞油,拿油的难度越来越困难。
大庆油田已经开采了63年。几代大庆人凭借着铁人精神、大庆精神,一举甩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成为全国工业企业学习的榜样。到2022年10月,大庆已经累计生产原油超过24亿吨,占国内陆地同期原油总产量的40%。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
大庆油田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张赫:高质量发展对于大庆油田来说,其中首要的就是高质量原油稳产,在已经高强度开发63年的基础上,我们要实现原油3000万吨高质量稳产难度更大。
原油越采越少,要想仍然保持高产稳产,困难越来越多。记者旁听了第二作业区的晨会。采油一厂第二作业区有17个基层班队,管理维护着2911口油水井,分布在30平方公里土地上。记者注意到,每天的晨会就是发现问题,第一时间解决问题,把责任落实到每一个人身上,确保每一口油水井没有故障、没有跑冒滴漏、运行正常。
室外很冷,记者在寒风里站一会儿就得不停跺跺脚。寒冷天气下作业,人可能冻坏,设备也会冻坏。晨会后,工人们就要顶着严寒对油井进行维护。
大庆油田第一采油厂第二作业区经理 张向东:我们的油水井的管理难度特别大,就像人的体检一样,发现问题及时采取维护作业,如果停产之后,我们的产量任务就无从谈起。
高质量稳产,不仅要产业工人们继续发扬铁人精神的干劲,也要不断依靠科技创新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面对原油越采越少的局面,十八大以来,大庆油田创造的陆相油田开发水平已经达到世界领先,水驱、聚驱、复合驱等核心技术的运用,使主力油田采收率比世界同类油田高出10到15个百分点。
复合驱技术是大庆油田正在试验和采用的自主创新型技术。截至2022年10月,已经累计从石头缝里“洗”出原油4833万吨,年产量连续6年超过400万吨。
大庆油田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张赫:比如说二氧化碳,在别人看来是废气,但是我们通过创新,把废气变成了宝贝,把原本排向空中的二氧化碳埋进地下,把石油驱出来。我们目前已经累计埋存二氧化碳近200万吨,靠二氧化碳驱油累计已经产油80余万吨。
可是资源总有耗尽的那一天,该怎么办呢?寒潮持续影响着松辽平原,记者来到大庆油田的第三天,气温已经降到零下21℃,还伴随着5级风。大庆是一个百湖之城,有很多的泡泽,记者看到,在封冻的水泡子上,已经建设了一批水面光伏。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庆油田提出要在“十四五”期间,实现“一稳三增”。在稳定国内原油高质量稳产基础上,要实现天然气、页岩油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地热和风、光等新能源的高质量增产,清洁能源替代率达到20%以上。要想达到这一目标,仍然需要不断地创新驱动来实现。
大庆油田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 张赫:我们相信,资源有限科技无限,全力推动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国家端稳端牢能源饭碗贡献大庆油田的力量。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张燕生:从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角度来讲,粮食的安全、能源的安全、大宗商品的安全,这些安全都是中国的生命线。国企和央企在这个方面是负有重要的责任,是中华复兴战略全局,对科技、产业、现代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企业是社会经济发展和创新驱动的重要力量。二十大报告不仅提出,要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同时,也提出要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就给民营企业的未来发展吃了定心丸。
记者来到小米集团的时候,手机相机部总经理易彦正在上海通过视频与北京研发团队进行课题研究。过几天是新品手机发布会,相机部团队还在认真研究着相机功能的优化问题。
民企的发展壮大,同样离不开创新驱动。易彦是党的二十大代表,在手机相机领域,已经是14项发明专利发明人或共同发明人。几年来,她所领导的相机部从原先零散的几个部门发展成具备完整体系架构、远景规划和系统级技术储备能力的高科技部门,使相机成为手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冬日的夜晚,记者看到,小米办公楼不少的窗户还亮着灯。白天与易彦进行了沟通,夜晚,相机部的夜枭团队还在做着测试工作。
经过与工程师长时间的了解,记者大概知道了他们在做什么。按下快门,一张照片在不到3秒的时间里,要经过去噪、提亮、细节增强、色彩还原、对齐等等十几项环节的计算,这背后,每一个环节都要依靠不同的AI算法,最终展示出一张细节清晰、颜色真实、画面干净的夜景照片。
小米集团高级算法工程师 夜枭算法研发负责人 冯超禹:夜枭算法,不光可以应用到手机拍照领域,还可以应用到自动驾驶,或者监控领域,在夜景下可以将画面处理得更清晰。
去年,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普遍下滑情况下,小米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份额连续两个季度实现环比提升,在全球55个国家和地区排名前三,欧洲地区排名第二。
小米集团党委书记 高级副总裁 曾学忠:科技创新是我们企业生存发展的基础,也是我们安身立命长远发展的资源,所以我们的高质量发展都是靠着科技创新。在咱们国家这次二十大特别强调的智能制造方面,我们构建了行业一流的灯塔工厂,探索高质量高效率发展,把技术为本、技术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源动力和推进器。
一款人形机器人,在2022年8月已经有过正式亮相。它身高177cm,体重52kg,能感知45种人类语义情绪,自主行走。现在,工程师们正在进一步优化拟人化的仿生功能,让它变得更聪明、更灵活。
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发挥科技型骨干企业引领支撑作用。一个面向未来的企业,不仅要在现有产品上始终具备核心竞争力,在未来领域也要不断探索和深耕。
实体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主题。记者走进一家家企业看到,扎实干事创业、积极创新发展,实体经济正在焕发着新活力。
核电技术已经列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重大成果之一,中核集团持续加大技术创新力度,不仅利用核能发电,还利用核能供热,可以为企业节约天然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经济账可观,环保账更亮眼。
在海南三亚西南200公里外的深海海域,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二期工程正准备开钻,中海油正在集聚重大油气工程的技术力量,做最后的攻关。
特殊钢是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之一,中信泰富特钢集团潜心研发,成功生产出直径1200毫米连铸圆坯,刷新了最大规格的世界纪录,正在稳步推进大飞机、高铁、风电等领域的应用。
推动高质量发展,企业责无旁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要靠创新。我们看到,有的企业在不断挖掘潜力,寻找新的增长点;有的企业不断优化产品,出新出彩;有的不断探索前沿技术,引领行业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在企业持续的努力下,中国的企业一定会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央视新闻客户端)
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