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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三重原则******

　　【专家视角】 

　　作者：谢惠媛、常舒铭（分别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科技伦理治理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各界的关注重点。加强科技伦理治理，需要发挥教育的基础性和关键性作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指出，要重视科技伦理教育，“将科技伦理教育作为相关专业学科本专科生、研究生教育的重要内容，鼓励高等学校开设科技伦理教育相关课程，教育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意识，遵守科技伦理要求”。作为培育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重要摇篮，高校应加快推进科技伦理教育，把科技伦理纳入教学，培养德才兼备、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要取得成效，不仅要遵循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要求，而且要尊重教学规律，聚焦教育对象特点。具体而言，应遵循制度与意识并重、目标与责任并重、规制与引领并重等三项原则。

　　制度与意识并重

　　制度具有规范性和导向性，是开展有效治理的重要保障。然而，单凭制度本身不足以激发遵守规范的自觉，不足以从源头上遏制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事实上，一项制度的贯彻落实从根本上需要深层的伦理意识和道德观念作支撑。就行为性质而言，行为之所以被称作是道德的，主要是因为行为者具有道德认知和伦理自觉，自愿恪守道德规范，而不仅仅是因为行为表现得合乎道德。诚如冯友兰所指出的那样，道德行为是“对于道德价值有觉解，为道德而行的行为”。就制度现状而言，目前我国科技伦理规范和标准有待完善、治理体系尚未成形，与科技发展相伴随的新问题往往倒逼制度作出回应，催生新的规则。在转型升级阶段，伦理意识尤为必要且重要。可以说，不管是制度出台前，还是制度执行过程中，科技伦理意识都是最后一道，也是最根本的一道防线。培养伦理意识与加强制度规范，共同构成科技伦理治理不可忽视的着力点。

　　围绕科技伦理治理的着力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双管齐下，激励学生把外在的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需要。有调查表明，一些理工科学生对科技伦理抱有偏见，不重视学习规章制度，或者理解不全面、不透彻，处于“熟知而非真知”的状态。鉴于此，教师应一方面向学生系统讲解我国相关道德准则和法律法规，介绍国际社会伦理建议书或伦理指南，帮助他们明确科技活动有制可依、有规可守，另一方面给他们讲解道德的本质和功用等基本原理，并借助情景模拟或场景再现等方式，引导他们思考该情境中存在的伦理问题，使其强化伦理信念，做到知其然、知其所以然、知其所以必然，从而在价值理念上捍卫科技伦理的权威性。此外，高校还可通过辩论赛、知识竞赛、社会调研和网络宣传等多种形式，营造教育氛围，多渠道帮助学生把制度规范内化于心，自觉以制度为准绳，在科技活动中始终保持伦理敏感度，发现与抵制违反科技伦理要求的行为，在个体层面真正做到伦理先行。

　　目标与责任并重

　　科学研究与技术应用是有目的性的行为活动。这些目标不仅指向物的推进，关乎某一特定科技领域的突破，同时也应指向人的发展，体现“术”与“道”的有机统一。就《意见》而言，科技伦理治理的总体目标、科技伦理原则等，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对人之发展的高度重视。明乎此，才能理解“科技无禁区”的谬误，避免陷入技术“价值中立论”陷阱。与正确理解目标同样重要的是培育责任感。责任与目标紧密相连，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下，科技活动更有可能减少“脱靶”概率、降低伦理风险，更好地服务于人的发展。目标与责任相辅相成，充分体现科技伦理的落脚点。

　　着眼于科技伦理的落脚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全面深入地把握科技活动的目标，培养与提升社会责任感。当前，一部分大学生单纯关注技术的推进，却忽视技术的根本指向，忽略人的发展问题。他们认为应严格区分研究与应用，主张前者在价值上是中立的，不应为其设置禁区，也无须承担社会责任。但通观生命科学、合成生物学和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不难发现，科学研究与技术研发应用之间的边界逐渐变得模糊。加之，科技领域本身专业性强、技术壁垒高，事前风险研判难度大。著名的“科林格里奇困境”提醒我们，当代科学技术的可控性正变得越来越小，技术对人的影响很难在短期内清晰把握，只有通过人与技术的交互关系才能逐步呈现出来，但此时技术已对社会产生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对此，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引导学生关注人的发展问题，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等多个角度思考行为责任，负责任地开展创新性研究。

　　规制与引领并重

　　科技向善具体表现为，科技活动遵守道德准则，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科技伦理的作用首先表现为，给科技活动提供必要规范，避免其侵害人的生命安全、身心健康和人格尊严，防止其危害社会安全、公共安全、生物安全和生态安全。除此以外，科技伦理还应发挥价值引领作用，引导科技朝着增进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使科技更好地造福人类。换言之，科技伦理不仅要扮演好“守门人”角色，为制度制定、伦理审查和监管等提供价值支撑，而且还应为研究指引新方向、提供新空间。

　　从科技伦理的作用功能出发，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帮助学生掌握与守好科技活动的底线和红线，同时帮助他们合理把握人与技术的共在关系，多维理解生活图景，使其在深化认识过程中激发主动性和创造力，以科技呈现生活的丰富样态，避免技术应用挤压生活空间而导致生活扁平化。这是实现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良性互动的应有之义，也是助推人民群众过上有尊严的美好生活的必然要求。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事关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事关科技发展方向，是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基础性、长远性要素。必须坚持正确原则，切实做到意识与制度并重、责任与目标并重、引领与规制并重，在培养更具伦理精神的未来科技工作者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3日 15版）

“民禁挡”禁得了抖音小红书，禁得了民心吗？******

　　台湾行政主管部门26日将讨论抖音等相关议题，发言人罗秉成日前表示，并不限于抖音，还将广泛性讨论大陆制APP，检视相关议题。

　　此言一出，岛内舆论哗然，直指这是台当局企图以“修法”手段进一步管制大陆软件，其实质是“逢陆必反”的政治操弄。岛内有识之士反问，“民禁挡”禁得了抖音小红书，禁得了民心吗？

　　“逢陆必反”是民进党当局的惯用伎俩

　　岛内媒体此前报道，除抖音、小红书外，台湾年轻人爱用的大陆APP还包括新浪微博、微信、淘宝、腾讯、哔哩哔哩、爱奇艺、百度百科和知乎等，通过这些软件获取资讯、交友聊天、丰富生活、购买商品等已成为台湾年轻人习惯的日常生活。

　　此番关于全面禁止使用抖音等大陆APP的讨论并非“创举”。此前，民进党当局已全面封杀淘宝、爱奇艺等APP。近日，民进党当局“数位发展部”将抖音和Tik Tok定义为“危害台湾资通安全”的产品，并下令禁止岛内公务机关使用。

　　针对各界关注管制范围是否会扩及民间，台当局行政主管部门称，禁止某个APP需要所谓“法律”授权，但是否有制定“法律”的必要、是否能达到封锁效果，都需要多方讨论与搜集资料加以研究，现阶段正在搜集各个国家及地区的立法资料。

　　对此，岛内媒体直言，民进党当局企图通过所谓“修法”谋求程序合理，对相关软件进一步加以限制只是时间早晚问题。民进党当局最害怕的就是台湾民众看到真实的大陆环境，看到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精彩日常。

　　封杀抖音致岛内民怨沸腾

　　抖音最初是诞生于大陆的一款短视频社交软件，由于新颖活泼的形式和丰富有趣的内容，深受包括台湾民众在内的全球各地年轻人喜爱。

　　Tik Tok从2018年起便在台湾设立运营团队，一上线迅速成为台湾地区下载量第一的短视频APP。台北大学教授郑又平日前在电视节目中介绍，目前抖音在台湾的用户数量至少有500万活跃用户，尤其在台湾初中生和高中生群体中非常受欢迎，抖音、小红书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快乐源泉。

　　不仅如此，在为台湾民众带来欢乐的同时，抖音等软件也为不少乐于分享、创作的视频博主赚取了收益。

　　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岛内经济愈发下行，通货膨胀愈发严重，失业率亦居高不下。面对民生困境，民进党当局拿不出强有力的政策促进就业，反而企图对如此受欢迎的APP禁用，无异于砍断岛内民众自谋生路的手脚。

　　岛内有识之士直言，民进党当局的相关举动让台湾年轻人真正看穿了意识形态挂帅的结果，只会为台湾年轻世代带来困扰，终将被民众彻底唾弃。

　　两岸民众走近走好势不可挡

　　早在今年3月，针对民进党当局炒作大陆通过抖音、小红书等散布虚假消息操作所谓“认知作战”，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就曾回应，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之私，蓄意阻挠破坏两岸民间交流，说到底是害怕两岸同胞走近走好，害怕台湾民众了解大陆的真实情况。

　　就在本月22日，台湾社交平台PTT掀起了一场年轻人爱用小红书、抖音的延伸话题。一名台湾高中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透过小红书、抖音看到的大陆，跟老人口中的大陆完全不一样”。此番言论引起广泛讨论，网友在数小时内留下了上千条留言。

　　有网友表示“‘仇中’的变老人了”“‘台独’老人是不是已经跟年轻人有代沟、隔阂，甚至是产生矛盾了？”也有人表示“新一代觉青不被绿媒洗脑”“台湾的政治也是，会把大陆丑化吧”……

　　显然，随着网络时代的来临，岛内民众可以愈发便捷地了解到事实真相。同时，当越来越多的诉求被忽视、越来越多的谎言被识破，两岸走近走好、和平稳定发展的民意愈发成为主流。

　　正如台湾《联合报》日前刊发文章指出，两岸民间交流是自然自发形成的生态，不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政治阻隔而消失，更不是民进党当局通过政治力量想阻隔就能阻挡得了的。

　　(中国新闻社微信公众号 记者 穆朗)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