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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丨韩旭：感谢国际篮联盛赞 会向下一个目标前进******
澳大利亚女篮世界杯结束已近一个月，在悉尼放松了几天后，中国女篮队员早已相继回国。接受采访时，队内中锋韩旭将开启假期生活。
酒店隔离期间，她难得寻觅了一段闲暇时光。保持体能外，韩旭向网友们分享了常用好物，不时也展露绘画天赋。
图片来源：韩旭微博“想把驾照考下来，如果还有机会去海外打球，自己开车更方便。”谈起假期将至，韩旭饶有兴致地说道。
她的另一个计划，便是与家人团聚。从年初征战世预赛开始，韩旭今年还没回过家。世界杯决赛赛后，她与父亲韩发顺进行视频连线。看着佩戴银牌的女儿，父亲欣慰地表示，“快点回家，你妈妈给你包饺子。”
今年是韩旭进入国家队的第4个年头，也是第2次踏上世界杯赛场。在国际篮联看来，她是对“天才球员”的完美诠释。一路走来，这个爱笑的女孩也曾对峙低谷，只为与平庸相斥。
成长·清华附中
出身篮球世家的韩旭，很早便接触了这项运动。学生时代，她身高远超同龄人。“父母带给我运动的快乐，自己才会喜欢上体育。”她回忆道。
小学毕业后，11岁的韩旭独自来到北京，在清华附中度过了6年中学时光。日复一日的训练中，她的个头蹿到2米以上。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下午课程结束后，直奔篮球场开始训练。有时吃饭、洗澡的时间只有40分钟，就需要上晚自习。这样一天过去，第二天又会开始。”
球场上颇为辛苦的经历，让韩旭的基本功、阅读比赛能力快速提升。身为中锋，如今她“快速移动”的特点让对手很是头疼。殊不知，小时候的韩旭就曾和后卫一起训练技术。
低谷·东京奥运会
2017年8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女篮青年组决赛落幕，山东队战胜广东队夺冠。彼时作为高中生的韩旭身材瘦瘦高高，需要面对已经入选国家队的李月汝。
球场边，中国篮协主席姚明和时任中国女篮主教练许利民注视着场上发生的一切。终场结束，韩旭得分定格在16分。
“之前我参加过国少、国青女篮，全运会决赛发挥得比较好，或许让许指导记住了我。”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高中毕业后，韩旭经历过一段空窗期，不时谋划未来。也是在那时，她等来了国家队征召。
彼时韩旭只有18岁，甚至连一场职业联赛也未曾打过。
2018年女篮世界杯小组赛，中国队对阵世界第一美国队。年少无畏的韩旭砍下20分，惊艳世界。
此后，她被纽约自由人队选中，登陆WNBA。选秀大会现场，许利民的远洋祝福视频让韩旭潸然泪下。得到恩师认可的她，一度不能自已。
然而当外界期盼韩旭带领中国女篮再创佳绩时，压力像一道枷锁将这位“希望之星”禁锢。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东京奥运会，韩旭21岁。
中国队与比利时队进行小组赛时，2000余公里外的北京，首钢篮球中心内，时任中国女篮心理辅导师黄菁也在关注比赛。身高占优的韩旭连续一对一进攻无果后被换下场。
比赛结束后，黄菁拨通了韩旭的语音电话。“几个球没打进，自己很懊恼。”对于球场表现，韩旭并不满意。面对电话里有些着急的声音，黄菁语重心长地说：“要对自己有信心，渐入佳境好过高开低走。”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在许利民看来，这位备战时状态神勇的中锋，能力远不止于此。“全国范围内，韩旭三分手感很出色，甚至比外线(球员)的投篮手法都要好。”看着弟子沮丧地坐在替补席，他坚定地说，“我相信你”。
在东京，韩旭经常睡不着觉，脑海中会浮现各种攻防回合。心理压力过大导致她状态未达预期，气火攻心下，韩旭鼻子上生出了一个疖子。
就这样，韩旭在备战、比赛中反复切换，希望打出正常水平。奥运之旅带给她最深刻的体会便是保持平稳心态。
蜕变·女篮世界杯
这种状态延续到年初世界杯预选赛。回国后，韩旭的技术、心理都处于低谷期。但她却决定重返WNBA，再次挑战世界最高水平女篮联赛。
“把自己想象成‘小强’，希望像它一样每次都不被困难打倒，能重新爬起来、站起来。”交谈间，韩旭道出了“小强旭”外号的由来。
再次来到纽约，她更加适应当地生活。住在巴克莱中心球馆旁边公寓里的韩旭，训练结束会看菜谱学做中餐。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赛季中，韩旭和专项教练进行了位置技术训练。从行进间中投到篮下脚步，针对性强化练习让她进步明显。过去的赛季，韩旭在很多场次比赛中都是发挥最出色的人。
女篮世界杯开赛前2周，韩旭飞往塞尔维亚与国家队汇合。算上澳大利亚，过去10个月她已辗转4个国家。
2022年9月30日，悉尼奥林匹克公园超级圆顶体育馆。中国队与东道主澳大利亚队在世界杯半决赛碰面，那是一场“输球就回家”的肉搏战。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终场结束前4分42秒，几乎领先了整场比赛的中国队被反超比分。下一回合，2米07的韩旭连续两次内线要位，在双人夹击防守下，压哨命中。
最终，中国女篮击败对手，时隔28年再次闯入世界杯决赛。
队员们将主帅郑薇高高抛起，庆祝胜利。“郑指导很辛苦，集训期间她费了很多心思研究战术。把她抛向空中时，大家都很感动。”
那一晚，韩旭独砍19分11篮板，效率值全场最高。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本次比赛，韩旭入选最佳阵容。对于来之不易的奖项，她将其视为人生旅程中一次辉煌荣耀。
总结世界杯之旅，韩旭再次提到“心态”这个词，那是促使她成长的关键因素。“我的心态摆正了，球场上去享受比赛。”她如是说道。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日前，国际篮联盛赞韩旭，称这位来自中国的大个子极具天赋，让更多人看到了女篮未来。对于此，韩旭显得很是谦虚，“世界杯的良好表现离不开训练和比赛锻炼，感谢国家的培养和支持。未来继续努力，向下一个目标前进。”
10月31日，韩旭迎来23岁生日。
很多人都说“韩旭撑起中国女篮内线”，这的确是她一直想做的事情。从18岁进入国家队开始，韩旭便希望未来承担更多。
当承诺兑现，韩旭成为了大家口中的“世界级球员”。
还记得她上小学时，拿着粉笔在黑板最高处写下四个字：篮球明星。
如今，她做到了。
作者：刘星晨
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法国城市基层治理的理念及其实践****** 作者：杨光（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从中世纪到大革命前夕，法国形成了三种不同类型的社会纽带，维系着城市共同体的凝聚力和市民对城市的认同。不同社会纽带的背后是不同的城市共同体构建理念，在制度层面则形成相应的基层组织和基层治理模式。 第一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信徒的共同体，城市的使命在于模仿和实现“上帝之城”，对本地主保圣人的崇拜和纪念是市民身份认同的纽带，因此城市组织的基本单位是堂区，本堂神甫同时承担堂区内部分世俗管理的职责。这种类型的城市在法国中部和南部较多，比较典型的是昂热。 第二种理念将城市视为多个行会联合而成的大行会，市民身份和行会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些城市，行会理事同时肩负市政运转和基层管理的双重角色，与行会联系密切的兄弟会是市民团结的重要纽带。这种类型的城市多存在于手工业和商业较为发达的法国东北部地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里尔、杜埃和瓦朗谢讷等。 第三种理念将城市视为一个自治和自卫的共同体，城市存在的意义就是保护市民的安全。在当时语境下，城市安全包括对外防卫和内部治安两个方面，前者指不受军队的掠夺、流民的袭扰和领主的侵犯，后者则包括维护内部秩序，应对饥荒、火灾和瘟疫。因此，此类城市的基层治理主要依靠集民兵自卫和市民参政功能于一身的市政街区。街区和与之紧密相连的民兵组织是市政府和市民之间的纽带。这种模式下城市基层治理主要依赖街区官员，巴黎、图卢兹等城市是典型代表。 需要指出的是，法国城市构建共同体的三种模式并非截然分明，相互排斥。以巴黎为例，街区是正式的基层治理框架，但行会理事经常被选为区长，而且区长正式就职前需要本堂神甫为其品行担保。由此可见，行会和堂区的代表在以街区为主要框架的基层治理体系中并未缺席。 基于不同的历史传统和地域特色，大革命前法国城市基层组织的设置，从名称到职能不尽相同。不过，城市选择以何种共同体理念作为市民认同的纽带和基层治理的基础，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城市居民的构成。具体来说，城市基层治理模式与城市人口规模、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城市本身的政治地位息息相关。 以堂区为基层治理组织的城市往往是中小城市。城市居民共同的精神生活以堂区为单位进行，堂区的居民往往相互认识并经常见面，便于商议公共事务。此外，堂区登记簿保留了堂区居民出生、婚姻和去世的记录，为市政府了解基层社会提供了宝贵而关键的信息。 在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行会是市政机构和市民的中介，行会成员对于行会的认同自然转化为市民对城市共同体的认同。在大革命以前的法国城市中，同行业的劳动者往往集中居住和营业，这为行会行使基层治理职能提供了空间上的便利。作为规范和监督成员经济活动、并为成员提供保护的组织，行会既能自上而下地执行市政府的命令，也能自下而上地反映市民的诉求。对工商业占主导的城市，这是一种成本低且效率高的基层治理模式。 大体来说，在堂区和行会主导基层治理的城市中，世俗政治权力未能建立起专门的基层治理组织，而是选择借助教会行政体系和行业社团进行基层治理。到18世纪，随着法国民众信仰的淡漠和行会的衰落，这两种基层治理模式的弊端日益凸显，在大革命后或被废除或被改造。相较而言，以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能够克服以上局限性。首先，这种基层治理模式不依赖任何社会组织，反映了市政府对基层控制的加强。其次，街区的设置更加灵活，市政府可以根据实际需要，特别是城市空间的扩张，增设街区，而不必依赖堂区和行会的既有框架。最后，正因为淡化了信仰属性和行业属性，市政街区可以包容信仰不同、职业不同的市民，比较适合市民构成复杂、职能多元的大城市。 巴黎和图卢兹都用市政街区作为基层治理框架并非偶然。作为首都，巴黎市民的多样性不言自明，而图卢兹则是法国南部奥克语区的中心城市，拥有高等法院、大学等机构。两座城市的基层治理体制都在14世纪末至15世纪初经过市政府和国王的协商后确立下来，并沿用到大革命前。这种基层制度的安排根植于中世纪晚期动荡的历史背景，体现了国王和市民就确保城市安全所达成的共识。 由于人口规模和城市空间的差异，巴黎和图卢兹的市政街区在数量、层级以及官职设置上有所不同，但基层治理的理念和实践却是一致的。街区是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街区内部被划分为五十户区、十户区等次一级的区域，由区长、五十户长、十户长负责管理。街区的各级官员都由市民推举或选举产生，一般是由辖区中名声好且获得一定职业成就的市民显贵兼任，他们同时也拥有选举上一层官员甚至参加市民大会选举市长的权利。街区基层官员同时担任街区民兵队长，负责征召辖区内的市民组成民兵，平时负责看守城门和维护街区治安，危急时刻则协助城市抵御外敌。因此，街区实际上集社区、选区和军区为一体，其代议职能和军事职能不可分割。总之，以市政街区为框架的基层治理嵌入基于邻里关系和职业声望的人际网络中，让市民显贵担任街区公职的同时受到普通市民的监督和制约，有利于调节城市内部矛盾，促进市民的团结和城市的稳定。 然而，市政街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首先，市政街区实施的市民自治实质上是有产者的自治。只有在城市内拥有固定住所，按时缴纳城市各项税收的市民才有参加民兵和选举街区基层官员的资格。而当选街区官员的财产门槛要求更高，因为这些无薪水的荣誉职务会占用大量时间，只有家境殷实且有闲暇的市民才能充任。这意味着佣人、穷人、打零工者、流民、外地人等城市下层民众和边缘群体没有政治权利，反而成为街区制度统治和防范的对象。市民内部在16世纪开始发生分化，大商人和食利者等市民上层为了垄断区长官职以及参加市民大会的资格，设法限制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中下层市民的参政权。如1554年《贡比涅敕令》剥夺了巴黎手工业者担任区长和当选城市大会代表的资格。街区内市民内部的分化和区长职位的寡头化阻断了中下层市民的上升空间，等级制关系取代了邻里团结，损害了街区乃至城市的凝聚力，并造成街区制度的衰落。其次，从17世纪开始，法国有越来越多的移民涌入大城市，导致以邻里关系和社交网络为基础的基层治理模式难以覆盖所有城市人口，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治理问题。最后，街区的自卫职能在17世纪后期因技术和政治原因走向衰落。一方面，随着军事技术的进步和军队的专业化，市民临时组建的民兵在技能、装备和训练上与常备军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近代法国国力、军力的上升让城市免于外在的威胁，而城市民兵在宗教战争和投石党人运动中表现出的自主性又对王权构成了潜在威胁。1670年巴黎城墙被国王拆毁后，巴黎民兵实际上陷入瘫痪；同一时期，图卢兹十户长的军事职能也近乎消失，其职责重心转向基层治安和司法调解。 总的来说，同时赋予市民参政权利和自卫义务的市政街区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包容性的特征，它虽在旧制度末期一度衰落，但在大革命时期又被再度激活，奠定了法国现代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框架并影响至今。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 [责编：天天中] 阅读剩余全文（）  视觉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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